十一月读了8本书，决定记录一下其中的两本关于——描述社会对家庭产生影响的社会学书籍。
《妻子们的思秋期》
“……一方面有独立的想法，认为‘女人必须要有事业，能独立生存’，但另一方面，虽然对丈夫已经绝望，但心里还是想‘女人就该有女人样子，还是被丈夫捧在手心里最幸福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不断传递出去，也在女儿心里产生了混乱。这位母亲是很典型的例子，把身份认同危机遗传给了下一代。”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
——[日]斋藤茂男《妻子们的思秋期》
《妻子们的思秋期》是年由共同通信社向加盟的各家报纸供稿连载的长篇报道《日本的幸福》第一部的原题。斋藤报道的意图是，以女性为素材，挖掘出其背后巨大的男性优先的企业社会的病理，对男性优先的企业中心社会进行批判。通过少数者的观点揭发出多数者的问题，或者说通过激烈的病理来呈现出所谓“正常”标准的扭曲。思秋期的妻子们，其实是在时代的转换期不能很好跨越，无法自我欺骗而引发适应困难症状的一群人。
下面内容摘录自上野千鹤子对于该书的书评——《当“普通女性”成为“事件”之时》。
斋藤茂男的报道在新闻行业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在于斋藤茂男，让“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成为“事件”，呈现在大众面前。在那之前，女性相关的报道都是在报纸的家庭版面出现。就像厨房被视为女性领地一样，家庭版也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版面。男读者读报时，一般都会直接跳过。光是让“女人的事”从家庭版移到“社会版”发表，在当时就已经是划时代的大事了。
以前说到“女性问题”，大家都会认为是指“女人引发的问题”，这是出于将女人视为麻烦制造者的社会成见——当女性成为“事件”当事人时，必然是指那些“问题女性”，而非按部就班结婚生子、成为家庭妇女的普通女性。事实上，将主妇列为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在自己的书中，曾将主妇这一巨大又被隐蔽的群体称之为“黑暗的大陆”。作为“普通女性”的主妇不被视为问题，更遭到种种忽视。比如，进入家庭之后，主妇的各项数据就无法被统计到。职业女性的健康状况还可以通过公司每年的体检数据得知，而主妇们无论过劳多严重、换上各种病症，都无法进入统计数据。
“普通的女性”的隐私在内的日常生活报道登上报纸社会版面一事，被视为“事件”，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巨大病理之所在。斋藤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作为记者的斋藤凭借一己之力的“挖掘”，与同时代知识界的地壳变动，竟不期而然地同步合流。
斋藤的采访对象都是上班族的妻子，而且多是大企业的中高层，在外人看来是属于“成功者”阶层的妻子们。她们体验了结婚生子等所谓“女人的幸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日本社会向工薪族社会转换的历史关键期。60年代初期，雇佣者的比例超过了自营业者和家庭从业者。直到年代为止，日本还是农业家庭人口接近四成的农业社会。男性的工薪阶层化，也意味着女性成为无业的上班族之妻。60年代之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持续下降。农民的儿子成为上班族，这是明治时代以来普遍认可的日本平民“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这一梦想得以实现，近八成的国民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
然而，高速增长期的“账单”，在60年代末，以多种对抗性的文化运动形式呈现。其中点燃女性问题的火苗，来自于年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Lib）。妇女解放运动所针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在“普通女性”的“普通幸福”这一名号下存在的“主妇生存状况”的病理，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理直气壮将妻子们置于主妇之位的日本的丈夫们。60年代末时，Friedan所称的“未命名之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女性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于70年代在日本社会登场，也不足为奇。
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揭露的最极端案例，是主妇在闭塞苦闷中出现的“杀子”现象。媒体经常报道年轻母亲将婴儿丢在寄物柜中遗弃的事件，舆论纷纷谴责这些女性的“母性丧失”。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言人田中美津勇敢地站出来，对这一言论进行正面回击，宣称“我就是‘杀子妈妈’。”年轻的女性一个人肩负着育儿的重任，而埋首于工作的丈夫对此不闻不问——这就是结婚生子后女人们迎来的“女人的幸福”的真相。任何人在这一环境下，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杀子妈妈”。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与其去谴责这些杀害子女的女人们，更应该追究把女人逼到“杀子”境地的社会现状。“杀子的悲剧”和“主妇的幸福”比邻而居。
斋藤茂男在年代报道《妻子们的思秋期》，是在“杀子妈妈”事件曝光后的十年、二十年之后。主妇闭塞的生活状况毫无改变，与丈夫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原本作为自己身份寄托的孩子们更是逐渐成长独立，眼前失去了目标，只剩下与丈夫冷漠荒凉的关系。这一现象被美国的家庭社会学家命名为“空巢综合症”，心理学上称之为“目标丧失综合症”或“主妇综合症”。最后一个命名极有意义，它指出了在社会中作为一个主妇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病态”。70年代末时，主妇之间曾有一个叫“厨房饮料”的用语流行，实际上指的就是酒精，表明了主妇酗酒现象的出现。此外还有抑郁、神经症等，以“更年期问题”一词无法概括的诸多问题出现。试想，平均年龄25岁左右结婚，生下二胎，35岁左右，第二个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从平均生理年龄考量，女性是过早地进入了“老年”。虽然还活着，但在社会上已经被埋葬，而且是在如此年轻的年龄。“目标丧失综合症”所表现的，正是不愿虚度此生的女人们以身心痛苦做出的控诉。
斋藤选择了大企业上班族的妻子作为采访对象，从中挖掘出了支撑了日本的富裕、并从中得惠的主力劳动者们身上根深蒂固的病理。那就是注重虚荣和体面的物质主义、认为钱能解决一切的拜金主义、以消费来填补欲壑的消费主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掏空的家庭状况。这一笔账单不光是由女性来偿还，还波及到家庭中最弱小的存在——孩子们。诸如暴力少年、拒绝上学的孩子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也是不足为奇了。青春期的延长，与父母拥有同等价值观的年轻人被称为“新人类”，他们最终也被消费社会的大潮所吞没。
斋藤采访的妻子们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结婚，受访时约40到50岁的女性，也是和丈夫们一起支撑着“不断追赶，不断超越“的经济发展的一代人。我感到，她们作为女性的同时，也是这一时代典型的日本人。她们与长期间工作、灭私奉公的丈夫们拥有相似的认真和迂直，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换而言之，她们是一代过于认真的人，认真到一旦丧失目标就会产生自毁倾向。
在她们之后出现的新一代女性，不再具有她们那样的认真和迂直。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变化，尤其让人意外的是，尽管社会对单身妈妈育儿的支持力度没有多大提升，但媒体已经不再报道杀子事件，相反，出现在新闻中的是抛弃孩子的母亲。对于这些母亲，社会的反应比预想得更为宽容。电视演艺明星即使结婚生子后也依然能做偶像，就像松田圣子这样的女性所证明的那样，“结婚也好生子也好，都不会改变我是女人的身份。”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起育儿更看重自我的“任性妈妈”的时代。
女性所处的环境没有多大改善，原有的现象却消失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女性本身改变了。在我们看来，出现了大量熟知游戏人生之道、没有上一辈日本人对玩乐的罪恶感、也善于宣泄不满的女性。而且消费社会也提供了大量让其宣泄不满的机会。
80年代后期，“不伦”（婚外恋）成为流行语。从“私通”到“不伦”变化的同时，婚外恋也由已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固定组合，转变到有已婚女性的加入。《WIFE》杂志的调查显示，已婚女性的出轨比例高达六人中就有一个，她们不仅对此没有罪恶感，即使被察觉，多半也不会发展到离婚的地步。甚至有大岛清这样的性学专家宣称：“婚外性关系是夫妇美满的秘诀。”离婚率没有明显上升，婚姻和家庭却从内部开始被逐渐掏空，形同虚设。这也是那些原本过于认真想要维持家庭的女人们的变化所致。
思秋期的妻子们是时代和代际更替的转换期的产物。时代没有朝着向大量生产思秋期女性的方向发展。
书中的家庭，看似光鲜亮丽，实际却已经千疮百孔，深陷于工作丈夫的冷漠与麻木夫妻之间如同两间相邻的电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而孩子在其中被撕扯，成为了婚姻的牺牲品。
然而婚姻本身是没错的，经济发展也是没错的，只是过于激进的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扭曲，成为了时代的病灶，击碎了一个个家庭对于幸福的美化幻想，同时伤害了这个社会本身。
《男性妥协》
—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中国父权制的规范模式建立在严格的性别区隔之上，外面的公共领域只对男性开放，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领域中（Mann，）。阴阳二分的宇宙观和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都被用来加强性别区隔和女性隔离的合法性。这种性别秩序看起来是平行的，但实质上是等级性的。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施行确保了女性没有渠道获得经济资源、*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它使得女性完全依赖于家庭，完全在父权制家长的控制之下。在现实中，普通农民家庭很难完全实行这种性别区隔（Ebrey，）；由于经济的需要，女性必须经常参加家庭的劳动生产活动（例如织布、纺纱、饲养牲畜等等）和小规模的贸易活动，这些活动都使女性有机会在家庭以外活动。
——蔡玉萍/彭铟旎《男性妥协》
城乡迁移如何改变了中国家庭？作者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描述了中国的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改变。而这一探讨，是通过聚焦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完成的。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这场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大规模城乡迁移是如何重塑男性农民工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的。在这场为了生计的“搏斗”中，男性农民工做出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做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着家庭中的性别界线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
以代际为分界线，农民工群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为在改革开放时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在近十年进城的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代农民工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经济关系。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贴补家用，用费孝通的话来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调和现代化和农村传统的矛盾，是一种农村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的防御行为，所以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模式还是以农业为轴心的，也很少有举家进城打工的。而第二代农民工则特殊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民工举家搬迁到城市打工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城市经济和消费的发展，使得他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缺乏务农经验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农业生活，第二种是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侵略使得他们与农村的传统经验变得更加难以调和。加上我国户籍制度和单位结构以及各种歧视性*策，使得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中立足，除非花大价钱去影响。低收入、高消费、传统的影响和城市价值观的侵略，这四个因素，深刻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方式。
在恋爱和婚姻方面，新兴的城市价值观，深刻的影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观点。男性农民工将“女朋友”和“妻子”的类型进行区别，反映出了他们对现代都市的浪漫情感观念的接受。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通过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接触了有关浪漫爱情的西方话语，他们也拥有相对丰富的感情经历。但是相对的是，在城市里，约会和消费是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大众媒体和商业齐心协力的教育男性，所谓“浪漫”就是给女朋友买最昂贵的礼物，带她们吃美食，带她们去剧院、酒吧、咖啡馆，以及安排各种活动来庆祝各种各样的中国和西方节日。在都市的浪漫文化中，男性的浪漫指数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愿意并且能够为他的女朋友花多少钱。但是这种消费，对于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的农民工是个极大的压力，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不断面对其低下的阶层，这引起了一种极大的焦虑感，他们一方面批判女性的功利，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是经济能力影响了他们追求浪漫的爱情。所以这里就有一种焦虑，就是浪漫与功利的对立。
家务劳动方面，低收入和高消费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参与工作程度的提高，与“男人养家”价值观的矛盾。此外，由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家务劳动不得不由双方共同进行，男性也必须面对这种与传统价值观矛盾的新职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接受，并且开始修改“男性气质”的内容，来适配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绝大多数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的男性正是用家庭导向的的男子气概来合理化他们的非传统男性角色，维护尊严感和生活的意义。
父子关系方面，当出现了家庭导向的新型男性气概之后，新的父子关系出现了。由于长期无法照看孩子，农民工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因为自认为是失职的父亲，所以他们对于孩子的联系就受到了自责和内疚的影响，“子不教，父之过”传统父子关系也由此丧失，他们放弃了传统社会男性作为父亲对儿子管教约束的权力。
而他们由此换来了什么呢？他们通过对于实际的妥协，维持了一种父权制的表面，保证一种“男子气概”，而选择在现实上采取一种灵活的方式重构“男子气概”。而男子气概并不应该通过掌控权力得以体现，男权社会本身也是是一种虚无的建构，大众媒体和商业，不止在教育男性，也在教育女性。只不过女性在被教育之后，用择偶权再去教育男性。情色产业与非法代孕代孕非法揭示了性与生殖资源的不可替代。一个男性如果想要获取这些资源，那么就不得不同意另一方的要价。人们一方面批判女性的功利，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现实如此。而“他”又该如何不因男权社会所谓的“男子气概”而向现实妥协呢？
我向来惧怕婚姻
但现在想想婚姻本身毫无错误
而它却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也让它成为已婚人士口中的陷阱与圈套
可孩子们呢
孩子们才是这场不幸中最大的祭品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祝婚姻美满
校核：一青酸奶??
祁丢丢穷学生买书钱